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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能性 引言 2022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简称7·20灾害）的调查报告，认定了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对郑州市委书记、市长等90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问责。

[66]参见[日]小山刚：《基本权利保护的法理》，吴东镐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8页。郑州7·20灾害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38]参见前引[3]，卢超文，第31页。如果这些规定并不真正用于评价政府的履职状况，或者作出的评价不与任何形式的责任相关联，也不会成为问题。然而，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其他构成方面，却需要被作为由行政资源决定的变量看待，且这些变量在具体情境下的值将影响对行政机关履职情况的评价。把法规标准缺失与职责任务安全规定不落实区分开来，意味着应在不（完全）具备作为可能性的情况下，调节公众预期。关于上述责任的认定，国务院调查组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三个区分开来，即把客观上的不可抗力与主观上的不作为区分开来、把能力素质不足与不负责任区分开来、把法规标准缺失与职责任务安全规定不落实区分开来。

在很多其他国家的立法中，可以看到法律在设定一项行政职责时，对行政资源的详细安排占据了大量篇幅，有时甚至达到不厌其烦的地步。来源：《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英文本（包括后来中美签订的多个条约）中，美国人已经用the Ta Tsing Empire 来指称清朝。

托利党就是要坚持世界主义的原则，使英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家里，你们的后代地位上升，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不仅获得本国人的尊重，而且获得全世界的尊重。1871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本质上仍是一个殖民帝国，茹费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 ）的言论典型地反映了法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其一，清政府在中日马关和谈中丧失话语权。欧立德认为，在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语两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为‘大清帝国──这亦是第一次‘帝国一词在官方文献中指称清朝。

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从中国固有词汇帝国的使用历史来看，除了1895年以后的部分中外条约中使用大清帝国外，20世纪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自称帝国。

罗斯伯里（Rosebery）在1895年的竞选中自称是自由帝国主义者（liberal imperialist），《每日邮报》（Daily Mail ）的编辑声称要使该报成为帝国思想的化身和喉舌，而对于整个英国社会，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 ）在日记中描述为空气中弥漫着帝国主义气息——所有阶层都醉心于观光和歇斯底里的忠诚。由此可见，1895年赴日谈判之前的李鸿章对于西义帝国概念并不陌生。（一）中日交涉与交流中的帝国概念 从1895年中日交涉的历史情境及李鸿章与日本交涉的经历来看，大清帝国一词出现并为李鸿章所接受，大致有四方面原因。例如日本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中有许多帝国，1903年被译为中文，曾连载于上海《大陆报》，其中称与斯克他伊帝国，同时勃兴于亚细亚东岸，是为支那帝国。

这是19世纪的中国人对帝国一词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旗帜漂浮在许多水域上，它在每个地区都有省份，居住着不同种族的人，有着不同的宗教、法律、礼仪和习俗。由上可见，在1895年之前，和制汉语的帝国一词早已通行于日本，同时也用它来指称清朝。当然，1895年之前，清政府没有使用帝国称号，并不意味着中文里没有帝国一词，也不意味着外国人没有将清朝看作一个帝国。

德国增添了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300万人民。因此，在甲午战败的背景下，接受帝国称号反映了清政府维持大国、强国形象的愿望。

英国各阶层之所以对帝国充满激情，是因为对千百万英国普通民众来说，帝国意味着大量能够轻易获得的未经开垦的空地。三、国际帝国话语与清末帝国概念的使用 前述表明，在1895年之前，清政府既没有主动自称帝国，也没有将西方的empire 译为帝国，更没有受日本的影响而称帝国。

那么，清政府官方文献中的情况又如何？笔者主要根据王铁崖编纂的《中外旧约章汇编》等史料，对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至清朝灭亡前签订的共355个条约、协议、章程、合同等进行检索，发现清政府代表在签字时使用大清帝国的情况只有6个，即1895年中日《交接台湾文据》、1895年中日《辽南条约》、1897年中日《苏州日本租界章程》、1899年中朝《通商条约》、1911年中国与丹麦的《厦门鼓浪屿水线合同》、1911年中日《安东铁路与朝鲜铁路国境通车章程》。当然，宣扬所谓第三罗马帝国，只不过是试图通过建构帝国文化传统来赋予其帝国身份的正统性，并为其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合法性。由上可见，尽管西方列强在签约中不断使用Chinese Empire ，但清政府和晚清知识分子只是将empire理解为国的意思。大清帝国的汉字词汇最早出现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95年1月31日致清朝和谈代表张荫桓和邵友濂的《日本全权姓名通知书》。在西方的国家形态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帝国发展到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上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来看待历史上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把凡是不符合欧洲式单一民族国家范式的国家形态归入帝国，显然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因此他将中日甲午战争看作是日本扩张的机遇，可以乘机向北进入朝鲜，向南占据台湾和澎湖列岛，并据此与欧美各国角逐。

她也必须将这种影响传播到全世界，将她的语言、习俗、旗帜、军队和特性（génie）带到任何地方。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舞三苗而南蛮服。

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王皆称帝者也。如前所述，1879年李鸿章从竹添进一郎的书信中已经读到东洋中称为帝国者，独有中、日二国而已。

史实表明，1895年之前的清政府并没有理会这种称呼。我们的国家也必须做所有其他国家正在做的事情，由于殖民扩张政策是目前所有欧洲大国的普遍动机，法国也必须如此。

例如，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欧立德等主编的《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柯娇燕等主编的《帝国之于边缘：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群性与边疆》等。历史学者都清楚，当时的朝鲜处于一种怎样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处境，如果仅以大韩帝国这一名称便断定它是一个帝国，是荒谬的。1876年，宁波海关税务司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博览会，他在日本展馆看到了悬挂着的帝国日本几个大字，将此事记录于1878年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从19世纪晚期日本人的帝国话语来看，日本人的帝国情结丝毫不亚于欧洲人。

1886年4月12日，李鸿章在收到驻日公使徐承祖的一封电文后转发给译署时说：驻日本徐使本日来电：伊藤云顷阅新闻，知英后赠贵国皇上御宝星，此乃赠帝国二等者，若赠巴图鲁之袜带，方合体制，似宜请总署电嘱曾侯却之为妥。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

例如，葡萄牙传教士苏霖（Joseph Suarez）1696年的《中华帝国的上帝法律自由》（La libertad de la Ley de Dios en el Imperio de la China），书名直接采用中华帝国。最后中方署名是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由此可见，大清帝国作为汉字词汇首先出自日语而非汉语，而且很可能是日本政府出于外交考虑，将其平时所称的清国书写为大清帝国，从而与大日本帝国对等。这一传统，被当代西方部分清史研究者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他们不仅称清朝为帝国，而且将西方新帝国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运用于清史研究。

中日两国围绕朝鲜问题于1885年4月18日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签署者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头衔前也分别冠以大清国和大日本国。从1874年至1880年，保守党连续6年执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将大英帝国推向巅峰。书中提到，由于俄国人称日本为世界七帝国之一，来自帝国的光太夫因此受到俄国人的优待，并受到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召见。按照现代用法，the Ta Tsing Empire 可译为大清帝国。

这也说明清政府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深受日本话语的影响，是在与日本对话过程中的一种回应。例如，1883年进入剑桥大学、师从约翰·罗伯特·西利的稻垣满次郎，毕业后出版《对外策》《东方策结论草案》等著作，宣扬对外侵略扩张。

请中堂详询，应否转电总署求酌办云云。对帝国官员和殖民地总督来说，帝国意味着英国的宗主权以及王室和议会的权威。

他在1879年出版的《日本杂事诗》中写道：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要理解当时中国人为何接受西义帝国概念，就有必要对当时西方主导的世界舆论中的帝国话语及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行为加以考察。